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6.7.13总第124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2026年8月7日，是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全国工商联首任主任委员陈叔通150周年诞辰。

　　陈叔通的一生，从清末翰林，到民国首届国会议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跨越了三个历史时期，且地位显赫。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没有任何传记或回忆录存世，也没有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就像一颗历史上的遗珠。

　　民建上海市委理论委副主任、上海市工商联原调研员王昌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叔通一生谨慎稳健，是一位实干派，他不激进也不保守，而是与时俱进，总能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因他本人及其后辈都极为低调，留下和公开的资料都比较少，对他的研究和挖掘还有很大空间。

　　“有所不为斋”

　　1915年，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作为第一届国会议员的陈叔通参加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反袁斗争。

　　陈叔通的同科翰林胡嗣瑗是江苏都督(时叫上将军)冯国璋的秘书，陈叔通利用这层关系，用冯国璋专用的“华密”电本伪造密电，分别致电云南、贵州、广西等西南各省，广西都督陆荣廷等人以为冯国璋在暗中主持反袁，一改观望态度，纷纷宣布独立。

　　在上海，陈叔通应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之邀，加入了商务印书馆，担任总务处处长。

　　那时，张元济不便出面的事很多都请陈叔通协调。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高凤池与张元济经常发生公务矛盾，无人能调解。陈叔通建议两人都辞职，改任监理。矛盾由此解决。

　　在陈叔通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有了现代化的管理模式。通过他的关系，商务印书馆还取得浙江兴业银行贷款，大胆引进美国、日本的先进印刷技术和机器设备，使商务印书馆在同行业中独领风骚。

　　虽然张元济一再挽留，但在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的力邀下，1921年末陈叔通还是离开了商务印书馆，加盟浙兴，担任驻行董事和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浙江兴业银行是中国第一家民营商业银行。陈叔通擅长揽存和经营，在其任职期间，浙兴定活两项存款在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中居于前列，尤其是1922年至1926年间遥遥领先于其他商业银行，在私营银行中基本处于首位或次位，进入全盛时期。全国工商联原主席胡子昂曾评价陈叔通这段时期的工作“颇多建树，在银行界卓有信誉”。

　　日军1941年进占上海租界后，因陈叔通清朝翰林和日本法政大学留学生的身份，施压逼他出任上海维持会会长，他东躲西藏。

　　自从1915年从事商务印书馆的实业后，陈叔通拒绝了当局的一切邀请，不再做官。蒋介石不止一次亲自点名、派人游说他到南京担任要职，都被他拒绝。

　　他把寓所命名为“有所不为斋”。他多次向友人表示，“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与友人相约“相期珍重到晚节”。

　　“双周聚餐会”

　　抗战胜利后，年近七十的陈叔通开始积极投身反内战运动。

　　1946年初，他与盛丕华、包达三等几位工商界人士共同发起了上海民主工商联谊会，又称双周聚餐会、大通别墅聚餐会。聚餐会在位于上海五原路(即原来的法租界赵主教路)大通别墅11号的包达三家举行，这里是上海部分民主人士的联络点。陈叔通是这个聚餐会的核心人物。

　　聚餐会的人数以一张大圆桌为限。除发起的7人外，马叙伦、周建人、王绍鏊、马寅初、许广平等民主人士经常参加。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的董必武、李维汉、华岗、许涤新等人，也常受邀轮流参加。

　　1947年5月，上海学生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大批爱国学生。陈叔通联络张元济、唐文治、李拔可、叶揆初、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这几位“平时潜心学术，绝少与闻政事”的老人共同签名，致函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行政院院长张群，要求释放学生。这就是著名的“十老上书”。

　　国民党当局对“十老上书”十分恼火，但惧于他们的社会名望，便采取茶会形式邀10人去“谈话”，但他们一个也没有去。

　　这年暑期，国民党当局密令上海各大学解聘进步教授30多人。陈叔通商请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团体名义，拨出一笔经费资助被解聘教授。

　　蒋介石“文胆”陈布雷曾托人转告陈叔通：“我已经救你两次了，两次把你的大名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陈叔通一笑置之，托人转告陈布雷：“你的好意，我感谢，我也劝你早日洗手。”

　　1947年底，马叙伦等人从上海转移到香港。陈叔通仍留在上海，继续主持双周聚餐会。

　　1948年，陈叔通给马叙伦的书札达15件，往返都由可靠熟友传递，不经邮局投递。每次聚餐，总是先由陈叔通念马叙伦的香港来信，接着由中共地下党员、大夏大学教授李正文讲国内外政治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的斗争形势。

　　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号召后，陈叔通在双周聚餐会上率先响应，并积极提出建议。

　　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推行“金圆券”。陈叔通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成为共产党最后制胜的“意外之机会”，预言“不到一月，必起风波，此风波无法可以镇压”。他特地提醒，“港报应尽力揭穿破坏，胜师十万”。

　　1948年底，他在一封信中为中共建政推荐了人才。他写道：“宦芗(注：即宦乡)是各方均可用之最有希望之人才(意志坚定，有胆略，文字好，其专门是铁路管理，手下有人。本人想办报，但局于办报，尚可惜)。曹未风次之(外交方面、行政方面、教育行政尤熟)。沈体兰、吴耀宗可接收教会方面，包括教会学校在内。包达三(其女未出狱)可接收商会⋯⋯外交我仍希望利用努生(注：即罗隆基)。”

　　在信中，陈叔通反复提醒“友方”要重视经济建设，经济人才应与军事并重，“无论共产与资本主义，均建筑在经济上，不过主义不同耳！”。

　　三任全国工商联主委

　　1949年2月底，陈叔通与王芸生、马寅初、包达三、柳亚子、曹禺、叶圣陶、郑振铎等20多位民主人士一起搭“华中”轮离港北上。开明书店编辑宋云彬也在其中，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这些同行者的观察，说陈叔通“为人通达，为老辈中不可多得者”。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平接见和宴请了陈叔通等人。毛泽东对陈叔通说：“叔老，你长期在旧社会能够做到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难得。”陈叔通说：“我没有起来同他们斗争，感到惭愧。”

　　1949年6月，73岁的陈叔通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副主任。他与黄炎培、盛丕华等受命回上海劳军，动员资本家恢复生产。回北平后，毛泽东约陈叔通作6小时之长谈。

　　毛泽东说：“叔老，您是清朝的翰林，经历了几个时代，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您的经验是很宝贵的！希望您要直抒己见，切莫保留。”陈叔通则谈到，目前各方皆呈“脱节”现象，亟须发展生产，而这非空话所能做到。

　　毛泽东非常尊重的两位工商界老人，一位是黄炎培，一位是陈叔通，时常跟他们见面交谈，书信往还。

　　1951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并拟提名陈叔通担任主任委员。周恩来与陈叔通商量，陈叔通感到踌躇。他说，自己不是工商资本家，恐怕不合条件。周恩来说，你虽然不是资本家，但你同工商界和银行有着长期的关系，这正是你当全联主委的不可多得的条件，也正是你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不可多得的条件。陈叔通欣然接受。

　　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他年迈耳背，在小型会议上，经常依次坐到发言者身边仔细听。

　　黄玠然担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多年，他回忆，工商联每次召集全国性或较大会议，陈叔通要么亲自到车站迎接外地代表，要么去宾馆房间挨个看望大家，因而在开会前对与会者的思想情况已比较了解，会上能有的放矢，容易收到成效。

　　在公私合营浪潮中，陈叔通多次就工商界关心的问题向中央领导人提建议和意见。1956年12月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陈叔通谈话。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委许涤新参加了这次谈话。

　　陈叔通建议毛泽东与工商界见一次面，并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资本家对定息能拿多久心里没有底，怕取消太快；二是资本家现在还给安排工作，怕再过几年会不会被一脚踢开；三是合营以后，资本家如何进行自我改造。

　　毛泽东表示，对资本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物质问题，一是思想问题。定息需要拿多久就拿多久，如果两个五年计划不能解决，就拖到第三个。他说，我们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重视工商界，他们有现代文化。我们党说话要有信用，说话算数的。

　　随后，中央宣布，定息至少七年不变。1963年到期后，实际又延长了三年。

　　陈叔通要求各级工商联协助政府有关部门，为工商业者的工作作出适当安排，使其能发挥应有的才能。为了帮助一部分工商业者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全国工商联又决定设立工商界生活互助金，并得到政府资助。

　　1957年，陈叔通针对当时“冒进”与“反冒进”的斗争曾委婉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研究。希望领导上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

　　1959年底，全国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叔通再次连任主任委员。

　　代表们居住的民族饭店大厅的两根立柱上，书写了一副大字对联：“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这副对联是陈叔通撰写的。许涤新后来感叹，这副对联的寥寥数字，道出了陈叔通的内心思想。

　　“百梅书屋主人”

　　黄玠然从1952年起与陈叔通共事十余年，有要事随时去陈叔通家，日常则每星期日上午去，有时谈工作，有时谈天说地，可以一直谈到中午。

　　陈叔通从来言不及私。黄玠然每次到陈叔通家，常见他伏案阅读党的文件。陈叔通告诉他，自己年纪大了，做笔记有困难，只能靠用心研究文件的精神实质，理解了才能贯彻执行。遇到实在搞不通的大问题，就写信向毛泽东请教，或求见周恩来，也常去找陈毅、李维汉等领导请教。

　　他自称“脚很勤”。他说，自己一生不人云亦云，也不自以为是，而是博询群议，辨疑求真，这样去做，“虽不中亦不远矣”。

　　在晚年，陈叔通一直惦念着老友。

　　1952年9月，他向有关部门汇报了当年“十老上书”事件，提请照顾这些健在老人的晚年生活并予以安置。中央专门派人向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了解情况。经了解，当时除陈叔通外，尚有6位老人健在。不久，张元济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张国淦、项兰生、胡藻青、唐文治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钱自严被聘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陈叔通将书斋取名“百梅书屋”。他最爱梅花，他说因为梅花品格耐寒，有骨头。

　　他收藏了渐江、郑板桥、汪巢林、杭世骏、罗两峰等历代名家作品，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元末王冕的墨梅。明清两代以画梅著称的每一流派风格，无论幅、轴、卷、册，他尽数收藏，集成了300余幅名家画梅。每逢寒冬梅花初放，他就把书斋打造成“梅室”，邀朋友来赏梅赋诗。

　　1953年，陈叔通将百家画梅109幅捐献给故宫，还捐献了陈豪书画7件。1959年，他又将明清绘画18件捐献给故宫。在移交前，这些作品在故宫博物院公开展览，轰动一时。

　　60年代初一个春节，钱学森将一幅郑板桥真迹梅竹画赠给了“太老师”陈叔通(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岳父蒋百里均是陈叔通执教的杭州求是书院的学生)。这幅画是蒋百里的遗物，钱学森珍藏多年。

　　事情的起因是，1955年5月，已遭美国政府扣留五年的钱学森偶然从《中国画报》(即《人民画报》英文版)上看到陈叔通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五一”庆祝活动的照片。他和夫人蒋英辗转将一封求助信寄给陈叔通，陈叔通收到信后立刻转交有关方面。不久，钱学森获准离境归国。为此，他一直对陈叔通心存感激。

　　每逢新年，国画家黄宾虹都会将得意新作寄送陈叔通，有时陈叔通也会去信求画。1953年春节，黄宾虹将代表其画学思想的《画学篇》印好分赠好友，唯独送了陈叔通手写本。1954年末，黄宾虹应邀作画一帧赠给陈叔通，以张悬于书斋，这就是2017年中国嘉德春拍拍出3.45亿元的《黄山汤口》图。

　　陈叔通与黄宾虹相识在上海期间，那时黄宾虹还少有人识。陈叔通不仅资助黄宾虹，还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美术部主任，给他机会施展拳脚。黄宾虹好收藏古玺印，他去世后，陈叔通亲力而为，使《黄宾虹古玺印存》得以印行，帮老友完成夙愿。

　　1966年2月17日，陈叔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又失去了一位诤友。”

　　陈叔通逝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他遗存的碑帖119件、书画257件、铜陶器11件共387件文物捐献给了故宫。

　　陈叔通70岁时曾将自己的古体诗亲自删定刊印，名为《百梅书屋诗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公开出版的几乎唯一一部作品。

　　(本文参考了陈叔通《百梅书屋诗存》、黄玠然《怀念全国工商联创始人陈叔通先生》、俞栋《陈叔通：翰林出身的出版家银行家鉴藏家》、袁小伦《陈叔通建国前夕十三封信札解读》)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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