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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光卡五星麻将外挂”东西问丨郭中华：涉马边塞诗词极光卡五星麻将外挂何以成为新疆与中原交流的生动载体？

　　乌鲁木齐7月11日电 题：涉马边塞诗词何以成为新疆与中原交流的生动载体？

　　——专访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郭中华

　　作者 史玉江

　　丝绸之路绵延万里，连接中原与西域。这条文明古道上，马曾是重要交通工具，更是贯穿千年的文化符号。马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已发展成为中华文脉中永恒的精神图腾。

　　为何说涉马边塞诗词有效催动西域(今新疆等地)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东西问”就此专访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郭中华。

2026年3月6日，在乌鲁木齐市的新疆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内，女骑手们正在进行马术表演。赵凯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马与古代诗词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

　　郭中华：中国的马文化源远流长，亲密的人马关系是其重要特质。历朝历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爱马、养马者甚众。

　　这种情况下，马自然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歌唱的对象。从先秦《诗经》中的“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到唐诗中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再到宋词中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又到元曲中的“古道西风瘦马”……马，始终是穿梭于文学艺术长廊中的重要意象。

　　马在文人笔下，早已超越坐骑与交通工具的意义，是精神图腾、情感载体、人生镜像；是承载着时代脉搏与文人旨趣的复合文化符号；是连接诗人与时代、个人与家国的文化纽带。

　　记者：为何说涉马边塞诗词有效催动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

　　郭中华：其一，历代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形象构建与传播的重要窗口。

　　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东西交往的大门由此敞开，涉马文学与西域文化的关联也就此开启。《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皆有“西域出良马”的记载。大宛“天马”更成为西汉诗赋咏叹的对象，汉武帝作《天马歌》《西极天马歌》等诗歌，将西域良马神化为“天授神物”，赋予其政治及文化的象征意义。此类作品标志着中原涉马文学将西域纳入正统叙事体系。

　　魏晋以降，民族迁徙频繁，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始终持续。前凉于高昌设郡，中原制度西渐，同时西域胡马持续输入中原，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涉马边塞题材在文学创作中进一步发展。曹植《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张华《壮士篇》“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等诗句，虽为泛写，但“大宛马”“西北驰”地理指向明确，暗含在西域方向的军事想象。

　　时至唐代，涉马边塞文学创作达到鼎盛期。这一方面得益于唐在西域设安西、北庭都护府，建立了完善的驿传系统；另一方面，以岑参、高适、王维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亲历西域，重置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记忆。尤其是岑参，两次亲身戎旅、深入西域腹地，创作大量西域边塞诗作，为后人树立边塞书写的典范。他诗中的“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平沙向旅馆，匹马随飞鸿。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等，都写的是西域以马为代表的地理风物。

　　唐以后，与马相关的边塞诗词创作不绝如缕。宋代的汪元量、陆游，元代的耶律楚材、丘处机，明代的陈诚、吴伟业，清代的蒋平阶、纪昀等，皆创作了数量不菲的边塞之作。

　　在这些涉马边塞之作中，马不仅是物质载体，也展现作者对西域边疆的刻画与情感透射，更成为“帝国威德远播”的文学象征。诗人们以西域为背景，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与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西域的马种、乐舞与军事实践，则为诗歌创作提供现实素材与艺术灵感，形成“现实—象征—审美”三位一体的涉马文学体系。在这一文学书写体系中，一个自然风光辽阔苍茫、雄奇壮丽，人文风情迥异中原、异彩纷呈的西域形象，也被成功塑造并广泛传播。

新疆昭苏县牧民在湿地公园景区开展水中刁羊比赛。李文武 摄

　　其二，从历史进程来看，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

　　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与传播，西域乐舞如龟兹乐、疏勒乐，与马相关的军乐、鼓角之音等，以诗歌为媒介传入中原音乐体系，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新的艺术源泉。宋人沈辽《龟兹舞》诗说：“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唐代十部乐中，有五部来自西域。诗歌与胡乐结合，使涉马文学不仅具有文本性，更具有表演性与仪式感，推动西域乐舞文化在军中与民间广泛传播，以至于形成长安“胡风”盛行的境况。与之相应，西域的各类习俗也日益渗透到中原士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随着往来西域的士人增多，中原文化艺术也传入西域。尼雅和楼兰两地曾出土大量汉文木简，吐鲁番出土大量晋唐时期的文书，库车附近出土大量汉文典籍，均为有力例证。西域汉语和“胡语”形成通用态势，在西域各民族中，精通汉语者甚多。魏晋以后，西域民众研习汉文化蔚然成风。《新唐书》载：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及《汉书》”。岑参有“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的诗句，耶律楚材亦说“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元代更是产生大批文化修养颇高的西域作家，如贯云石、萨都剌等，且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家族，如高昌偰氏文学家族、高昌廉氏文学家族等。

　　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还促进西域马文化与涉马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在交通运输、生产贸易、民俗娱乐等领域，无不充满马的身影。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趋繁荣。中国三大英雄史诗，均与西域马文化有着深厚渊源。而在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文学创作中，马同样穿梭其中。

新疆和静县东归那达慕大会开幕式。史玉江 摄

　　记者：在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中，马这一文学意象，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郭中华：由历代涉马边塞诗词可以看出，马这一文学意象承载的文化内涵，有一个逐步丰富和拓展的历史过程。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及不同民族中，承载的文化意义各不相同。尤其是马背民族，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丰厚。而这些文化质素，通过涉马边塞诗词进行交流和融汇，不断开拓着文人的想象空间。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书写的交流互鉴与融合演进，不仅丰富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更体现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有力佐证。

　　在西域与中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已超越单一族群，成为中华文学中连接中原与边疆、现实与理想、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它凝结着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与中原士人的建功之志，寄托着边塞情怀与家国意识，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情感联结的核心镜像之一，映现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更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完)

　　受访者简介：

郭中华。受访者供图

　　郭中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在站)；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道教文学与文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金元全真诗词研究》《金元全真文学研究》学术专著2部。在《文艺评论》《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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